回顧香港的「洗腦工程」(二) 文 : 寒柏

江樂士指,應禁亂港者入境,包括彭定康(圖左)。
江樂士指,應禁亂港者入境,包括彭定康(圖左)。

上回提及,香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後期,亦未見有明顯的所謂「洗腦工程」。

當年,港英政府從來沒有吹噓自身的政績,並坦承香港的經濟起飛,受惠於二戰後,從中國大陸湧入的資金及人力,並因緣際會成為轉口港、輕工業基地及金融中心。英國從來沒有把香港的發展歸功於己,甚至乎在官方文獻記載也有提及,英國政府在二十世紀以來,曾不只一次的想歸還香港予中國政府。港英政府年代,香港亦有不少社會問題難以解決,但英國人為自身的「不作為」起了一個動聽的名字,叫作「積極不干預」。

直至九十年代初,筆者才開始從社會輿論、學界及當時的潮流裏,感受到那一份「西方價值」的吹噓;在那時候,「洗腦工程」才算是大規模的開始。

例如,我們先以香港電視劇及電影題材之發展去說明。七、八十年代的電視劇,如涉及「法庭戲」,都肯定是「新瓶舊酒」的把古裝劇的劇情硬套進去。「有錢人」殺人放火,但聘用了「狀棍」而逍遙法外,甚至乎冤枉了無辜的「好人主角」。最後,好在天有眼,「好人主角」才沉冤得雪。那年代的「法庭戲」的主旋律就是如此,只是「青天大老爺」變成「戴假髮的法官」,「展護衞」化為「青年幹探」,良心發現的「金牙大狀」,則改為極少數的「正義律師」。等到九十年代的「法庭戲」,才有所改變。我們學習了外國電影,並參考了本港的案例,劇情上開始有些比較「專業化」的改動。電視劇裏會有一些簡單的「法律觀點」,律師會研判法例及相關案例,也會粗略的交代一些「打官司」之手段。儘管這些劇集都不是真正的「專業」,但仍可算是「扮專業」,重心思想也帶出了「法治精神」。九十年代的劇集裏,「律師」不再是「狀棍」,而個個都是伸張正義的「專業人士」。他們為了求真,甚至乎會兼做「私家偵探」,一起與警察查案。觀眾當然知道這些劇情肯定脫離現實,但卻成功使大家感受到那一份專業的「法治精神」。

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,大家怎樣解釋香港的「成功之道」呢?教科書裏開始談及香港的政制,雖然說明港英政府是「行政主導」,但也強調了「三權分立」、「互相制衡」的重要性。以社會普遍的資訊看來,彷彿全宇宙的「互相制衡」機制,就只有「司法獨立」一途,其他所有的「制衡機制」都完全不值一提。到了後來,以香港人的普遍共識,甚至乎連香港政府是「行政主導」也忘掉,只記得「三權分立」。

自九十年代起,香港社會忽然高度重視了這「法治精神」,並十分強調「司法獨立」。有趣的是,即連當年的英國政府,亦不能算是完全的「司法獨立」。

當年,筆者清楚記得,有一名私人補習老師忽然問及,到底香港的「成功之道」是甚麼。筆者老調重談的說甚麼「水深港闊」、「中國大陸湧入的資金及人力成就輕工業中心」或「歷史及政治因素使然,香港成為轉口港及金融中心」,該補習老師都不以為然。那時候,大家認為香港的成功,只能歸功於英國人的「法治制度」及「法治精神」。全因為英國人的「法律」,香港才有今時今日的成就。而那補習老師也向筆者多次談及「法治精神」的重要。此外,她剛巧是一位印度人,當年更看好印度的發展。

自九十年代起,「民主選舉」、「法治精神」和各種「西方價值」的內涵,才算是大規模的在香港傳播起來。回想起來,這一場脫變,大概有可能是自1989年的一場政治風暴才開始。

社會及坊間的發展是如此這般,但在上層社會是怎樣呢?在港英政府及英國財閥的層面來說,直至八十年代裏,我們亦不見有甚麼明顯的「洗腦工程」或部署。反而,港英政府藉「中英談判」的過程當中,中方不希望英國政府在回歸之前賣掉香港所有土地,則反過來乘勢推「高地價政策」而大賺,並大搞各種「基建項目」。港英政府治港的150年裏,都沒有甚麼大項目。直至1970年起才有「新城市計劃」;等到1980年中後期,才有大量的基建項目,當中包括興建「新機場」。英資機構當然會受惠於各種基建項目,也藉「高地價」而出讓手上土地及資源予本地財閥,並與港人富豪們建立了微妙的關係。簡單來說,直至八十年代為止,中國政府鐵定要香港「回歸」,港英政府及英國財團則至少在表面上,亦只忙於「悶聲大發財」。

直至1992年起,彭定康接任為港督,港英政府也出現了一些體制上的改革,行政上的做法亦有所不同,「政治騷」才開始活潑起來。大家或許仍會記得,當年中方給予彭定康一個「綽號」,叫作「千古罪人」。

自1992年起,香港政壇發生了脫變,短短幾年間,立法會處理的事務明顯比以前更廣,甚至乎還大搞「直選」。警隊的「政治部」也改組,部分人員改編為「保護要人組」。香港的大學學位則忽然大增,直至二十年後,更成為了「雨傘運動」及「反修例暴動」源源不絕的「兵源」。「通識科」的前身,也在1993至1994年左右,成為了「高級程度會考」的選修科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蘋果日報》在1995年期間首次發行,開始顛覆了本港的報界。

由1990年代起至2008年左右,筆者才明顯感受得到「西方價值」的強烈灌輸。但亦需要說明,這些對「西方價值」之認同,例如是「司法獨立」及「民主選舉」等等,都是世界的主流價值觀,甚至乎有人把之包裝成為「普世價值」,認為全球所有人都應該爭取。在此,有一點需要說明,在這階段,雖然有人明顯的吹噓了「西方價值」,但仍未有直接使人仇恨中國及抹黑「東方價值」之言論成為主流。

反而,在這二十年間,中國與香港尚有「互惠互利」的基礎,在2003年後,中國開放「自由行」及鼓勵中資機構來港上市,才造就了多年來的經濟復甦;在2008年,美國金融海嘯,全因中國「四萬億救市政策」及稍後每年幾萬億的新增貨款,才穩住了全球經濟。雖然很多港人自九十年代起信奉「西方價值」,但「阿爺救港」的形象亦深入民心。

筆者認為,直至2008年為止,港人對自身為「中國人」的身份認同始終沒有大變。而且,「阿爺四萬億救經濟」及「北京奧運」之成功,更使民心歸順。即連當年比較「反叛」的《蘋果日報》,也沒有明顯抹黑中國政權的報道,一樣稱呼中央政府為「阿爺」。

這段時期,可粗略稱之為「洗腦工程」的「第二階段」。

(待續)

文 : 寒柏

從事金融業,自由撰稿,醉心武俠小說創作;近期發表《汴京遊俠傳》、《獵頭交易》、《清明上河記》和《天人》等小說。著作還包括《金庸雅集:武學篇》和《金庸雅集:愛情、影視篇》等等。

*作者文章觀點,不代表堅料網立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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